【悼念特刊】李亦园：知识分子、通识教育与人类前途

2017年4月18日19时，著名人类学家、中央研究院李亦园院士于台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病逝，享年86岁。

《知识分子、通识教育与人类前途》

文/李亦园

我们推广了十多年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课程虽涵盖了许多方面，但最缺乏的是对我们自己、对整个人类的理解关怀。用宽广的立场去看全人类，不是只看台湾，只看中国大陆，只看远东，而是放眼全世界。不仅仅是有形的世界，而是整个人类的存在与文化。很少有这样的课程，但却极其必要。通识教育，是要培养学生成为全人。那么全人就应该了解自己，知道科学，也了解整个人类。所以重点在于跳出“此山中”的观点，由“凌空”的观点，来看看如何由“全人类”的立场看通识教育。

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负有许多对国家社会的义务，但也比较少去谈到这些义务。之前有许多讲座谈到对知识分子的反省、批判等，但比较少用全人类的角度来谈到如何用更宽广的角度来了解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观点不应狭隘，不是只注意到自己本身，而是要从宽广的外界来看。不只是要谈人类自己，而且要和人类的文化合在一起谈。

我们对人类经常有许多误解：种族偏见、宗教冲突、生态破坏、环境危机、新疾病产生等种种问题。都使我们觉得人类已陷入了困境。除开枝节性的解决方式外，也应该由更宽广的立场来了解人类的问题，才能使我们跨进21世纪，迎接22 世纪。有长远观点的知识分子，才是现行通识教育所要培养的全人。而这样一种全人类的观点，主要是从“人类学”出发。

如何由人类学的立场来看问题，使通识教育更宽广，使知识分子的立场能更有世界性，有长远的观点？以下将用具体的例子说明，不做一般的泛论。以“山外”的立场，取代“此山中”的立场看人类文化的问题。第一个论题，要谈到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与文化共同发展的问题。一般人常将人类的生物体和人类的文化当作两个范畴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人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从生物学的立场来看，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文化的有无。因为有文化，所以人才成为人。

400 万年前，人刚跟他的共祖分开时，最主要是因为他有文化，才成为人。但人之所以有文化，实际上是非常微妙，也可以说是非常偶然的事情。理解他的整个机制，才能知道人与文化整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在400万年前，我们和猴子、猿类一起的共同祖先，大半是生长在树上，即所谓的树行动物——他不能够下地，只能用手抓着树枝爬行。而人类祖先第一个的特征，就是能够直立，能够下地走路。四百万年前，人类祖先是如何由树上到地下的呢？科学家并不理解。目前的一个推测是最初在东非那一带，人类祖先出现的时候，因为一个气候的大变迁，使得树木都死亡，人不得不下地走路。也许人刚下地的时候像猩猩一样。但为了适应没有树木的环境，慢慢要站直的能力。站直了以后，可能有很多变化。但是最重要的变化——可能是偶然，也可能是必然——就是使人类的手解放出来，不必用于攀树，而开始能用于制造工具。工具的出现，就是文化出现的第一步。猴子的手虽能持物，但必须用于攀树，所以无法像人那样技巧地拿东西。工具的出现，是文化的滥觞。而后经过四百万年的进化，工具愈趋精密，头脑更为进化，交互刺激之下，成就了今日的科技文明。人由此与动物分野，故而人与文化的关系非常重要。

而让人类下地的原因是偶然，既是偶然，则不可能重复再出现。因为偶然下地、直立、使用双手制造工具，形成文化，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故而人类起源于东非，慢慢演化成世界各地的各种种族。所以人与文化是等义的，是不可分的。人源于共祖，而后各自发展，所以全人类都来自同一个种族。所有种族都平等，无阶级上下、智商高低之别，这是人类学给现代知识分子的重大启示。人类的IQ 测验是人类文化分歧后产生的测验方法，但人类的种族技能却是永远相等的。把一个纽约市民放到非洲丛林，不出三天就死了。把一个非洲部落人放到纽约去，他也无法生活。并非智商高低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适应环境的知识不一样。这差异是文化后期所产生，并不是导因于种族智能的差异。这种观念，才是现代人应有的基本知识。这样的基本知识，应该在通识教育的一开始就教给大家，以消弭大家种族、族群有差异的观念。这第一个例子在说明，具备对人类起源、人类知识的了解，以及全人类的广阔关怀，才是一个健全的大学生。

第二个论题，同样来自人类与文化的演化问题。吊诡的是第二个论题虽与第一个论题相关，却看似互相矛盾。不过仔细研究，就可发现他们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就第二个论题：人与文化的进化来说，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人类有文化，能制造工具。一般人都以为，人因为有了文化，能控制环境，与动物不同，所以能摆脱生物进化的限制，这是错的。虽然人类拥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文明与科技，但他的生物体仍须服从自然的规律。从达尔文释天演论至今，无人能免。虽然已有部分的学者误解了他的意思，但一个人类学者却不能不认清这种普遍的谬误，此一正确的观点，将使人类能有所警惕，而且此一重大观点，对于社会的存在，将会产生重大的意义。从达尔文开始，大家开始了解生物演化过程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但同为适应，却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太过完全的适应，如大家所了解的，是由生物无意识地繁衍留有适于环境的子嗣，而达到种族延续的功能。但太过适应环境，却因此而僵化了。一旦遇上环境改变，就可能因缺乏应变的弹性而惨遭灭绝的命运。“过分的适应”，在生物学上称为“特化”。太特化的生物种族，在生存上经常会造成不良的适应，现在已经灭绝的北美洲大角鹿就是一例。

大角鹿的灭绝过程有如寓言一样，他们靠着又大又硬的大角，来战胜其他的动物，以及在同种族中取得优势。打赢的公鹿，较有机会将它的基因传给下一代，植入基因簿。于是下一代的小鹿就越来越趋向于拥有大角。经由一代代的传衍，角越大越取得优势，于是子孙的角越来越大，但是，最后却大到了超过所需的程度，形成特化。大角固然能打胜仗，但因为角太大，跑不快，在遇到其他跑得快的肉食动物时，就容易因为行动迟缓而被吃掉。于是，原本是环境适应佼佼者的大角鹿，就因为“特化”，变成适应失败者而灭种了。经由大角鹿的真实故事，我们可以警觉到，虽然适应环境是件好事，但是发展到最特别的时候，反而容易因为“特化”转为不能适应。

反观人类，我们不必直接用生物体的本身作为进化的武器来和大自然对抗，我们有种种文化设施，种种的科学发明，以至于人类的身体不需要十分的发达，不需要有很长的手指，不需要有很宽的耳朵，也不需要有很敏锐的眼睛，因为我们已经有雷达、收音机。因为我们已经有很高的文化发展，来保护我们的身体，使我们不需要直接用我们的生物体来适应外在的环境。对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一种“体外器官”，这是非常特别的名词“interal organ”,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观念。不需要发展人身上的一部分来对抗自然，“文化”可做为人身上的一部分；虽然说文化在外边，但是他还是生物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说他是“体外器官”。这“体外器官”的发展，还是要服从“进化”的规律。

关键在此，文化固然能让我们适应环境，但是环境什么时候会变迁，我们却不知道，人类虽然较其他生物能知觉、预视到21 世纪的到来，大部分的人却未察觉到我们的文化已经像大角鹿一样特化了。我们的文化已经几乎发展到死胡同里去了，种种自然环境的变迁，生态的不均衡，种种新的发明，已经反过来限制了人类的发展。别的不说，单指人类特别依赖石油这件事来说，就是一种特化的现象。台北市今天假设没有石油，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反之，住在嘉义、住在台南的人，他还可以找柴火来烧。这些燃料不是永远用不完的。也许一个世纪以后就用完了。这是人类文化特化现象最明显的例子，更不用讲人类其他种种的发明。比如药物的发明，药物帮助人类去除很多疾病，但是药物又倒过来引起了很多新的疾病。使我们这个种族本身，又受到另外一种的限制。药物的发明，几乎也是一种特化的现象。又如原子的发明，核子燃料的发明，这都是一种特化。人类看得到21 世纪，却看不到人类文化的进展也是一种特化的过程，这非常危险。人类如果继续特化下去，很可能没有22 世纪的到来！

第三个论题，要从“人类与文化”的“生物面”，慢慢深入到“文化面”的层次。以一个复杂的例子来说明。人类社会种族与种族间的矛盾冲突，也是我们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化”情形。这种种的矛盾冲突，大部分是因为没有跳出自己的文化立场来看问题。例如今天的西方社会，对自己的成就非常骄傲。他们以为自己的科技超越了所有，代表了人类文化先进的一部分。这种错误的观点，就是因为不曾特别去理解关怀人类400 万年文化的发展过程。西方文化不过300 年的发展，较诸人类400万年的历史，实际上非常地短。假如人类发展到公元3 000 年的话，观点就会不同了。从人类的文化史来看，西方社会当然不是人类永久的主流文化，他只是个很短的主流文化。

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过程是所谓的“产食革命”，能把自然界的东西变为人类所有，驯“野生”为“家生”。如果不能把野生的动植物变成家庭驯养、种植的，那么人类永远是处在蛮荒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程度绝对不比现代科技发展逊色，它是这么关键。但是在这“产食革命”的过程中，西方的种族对此毫无贡献，世界上有7 个所谓产食革命的中心，没有一个是出现在西方；在那个时代的文化发展过程中，西方绝不是文化主流，也非文化发展关键。我们并不知道，公元3 000 年究竟是哪一个民族会成为文化的主流。从长远看来，人类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合一的文化，绝非特定某一民族的文化，绝没有哪个民族较优秀。

比如说最早的7 个产食中心，有一个是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大家都知道伊拉克的萨达姆是坏蛋，但他的国家却是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在伊拉克的北边，土耳其的南边，两河流域最上游的地方，是最主要的一个豢养动物、种植植物的地方，大概在距今1 万年前，开始种植现在的大麦和小麦，最后养马和羊。第二个产食革命出现的中心，是在黄河流域。种植小米和一种黍类植物，开始养牛、及其他也许包括鸡鸭一类的动物。第三个中心，是在长江流域以南，到今天的中南半岛一带。这一带种植稻米，猪也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东非洲，是产食革命另一个主要发生地，他们种植高粱，豢养东非洲的牛。这是四个旧世界的产食革命。

一般人总以为，新世界在白人移入以前，是完全没有文明的。这是错误的。新大陆在白人移入以前，有3个重要的种植中心。第一个就是墨西哥的玛雅文化，玛雅文化的贡献是种植玉米，他们也种南瓜、种豆子。此外，他们豢养一种旧世界没有的东西——火鸡。其次，玛雅以南，在秘鲁一带有所谓“印加文化”。印加文化发展什么呢？他们种植现在的番薯、红薯及树薯。他们也豢养两种旧世界没有的动物：美洲鸵及美洲羊。番薯在人类食物史上是很重要的，麦子、稻子都需要很好的环境才能生长，番薯却对生长环境不苛求。它在湿地、沙地都能生长，饥荒时是救命的关键。这是印加人的一大贡献。

附带补充一点，长江以南种的块根植物是芋头，所以是Local的植物。番薯才是400 多年前移入的外来者。所以用“芋仔”比喻外省人，番薯比喻“在地人”，在人类学家眼中是很可笑的。因为芋头才是本地植物，番薯反而是外来者。

言归正传，第七个产食革命的中心，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他们种植一种很特别的植物——向日葵，向日葵的葵花子摘下来磨成粉做馒头很好吃。当地的印地安人，就是种植向日葵。

以上的叙述，目的在以实例说明：种植作物，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很重要的关键。在此进程中，现代的西方人对此毫无贡献，他们当时还处在野蛮时代。所以，不能说哪一个时代是文化的主流。人类的文化常因环境而变迁，公元3 000 年，说不定文化的主流会在非洲大陆。我们必须了解，能有现今的西方主流文化，是奠基于早期的七个产食中心；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文化贡献，才有现今的文化。这样的一个观点，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

在此我要插入一个小故事，是有关人类前途的探讨。1 万年前，在小亚细亚开始了大麦、小麦和种植。一直到今天，小亚细亚的南边还采得到两种小麦的野种：Emmer 和Ancin。1 万年前的当地人就是采这两种野种小麦回家培植，慢慢变成家生的小麦，再逐渐繁衍出几百种不同的品种，Emmer 的染色体有7 对，Ancon 的染色体是14对，而当初最早的家生小麦的染色体竟然有21 对之多！1万年前当然不可能有像台大农化系的实验室，居然能够把两种小麦的原种交配繁殖成家生的小麦，这是非常神奇的。家生和原生的小麦最大的不同，在于野生的小麦成熟后，麦子的穗粒会一颗一颗地掉落在地，那么一天不过捡收几千粒麦子。但是家生的小麦成熟后，麦子的穗粒不会一颗一颗地掉落下来，便可以很轻易地用刀石割下来收成。为什么野生的小麦必须掉麦粒呢？因为野生的小麦必须自我繁殖，借风的力量把成熟的麦粒送到远方来繁殖下一代。反观家生的小麦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达到繁殖的目的。人类把家生的小麦带回选种，再重新种植，借此小麦可以散播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须凭借风力散播，这就是关键所在。

我们为什么将植物的繁殖叫做cultivation？因为culture 与cultivate是起于同语源的，只是一个是名词，另一个是动词。所谓家生的小麦是因为已经“人工化”，完全掌握在人类的“文化”控制下，除非经由人类协助，否则无法自行繁殖。相同地，动物在经过人类豢养之后，也会失去野外求生的能力。家生的小麦虽不用自力繁殖，但依赖人类的结果，就是整个被人类所控制；野生的植物对人类较无助益，却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散布开来。

由此可以窥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人类种植植物，是把它家生化了。人类自从下地、制造工具、开始有了文化以后，是否也把人类本身家生化了？我们掌控家生植物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是否也把我们种族自身约束在文化的范围内？靠我们的聪明才智，可以创造出一条小麦的发展道路，可以创造出所有家生动、植物的未来道路，但谁来引导人类的前途呢？我们已经把人类家生化了，不能再靠自己的力量繁衍；人类主宰了动植物，那么谁来主宰人类呢？

只有我们自己。这就是整个人类前途之所系，我们自己豢养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指定我们的道路。但我们却自己走进了“特化”的道路。特化，是一条迈向灭种的道路。若要不特化，就必须拥有“一般的适应”。“一般的适应”，就是要拥有更多的“Variety”，更多的种族特性，不单单只发展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的特性。更要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的表达。这就是我们现代社会标榜的“多元文化”和“多元意见”的人类学基础。“多元”这两个字不是政治家宣传时才用的口号，不是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一种意识形态的论题，这个“多元”是人类文化应有的科学根据。人类把握自己前途的方法非常清楚：不使人类走向特化、维持多元、不同的意见、保持Variety，以便当环境变迁时能够有些储存的因子，能够适应新环境的出现而存活下去，不致走入特化的死胡同。在这一点上面，我们人类学对于全人类的理解，就有一套很清楚的观念，倒过来思考我们自身的问题。这是我们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既然我们不但将其他生物，也将我们的未来都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愚昧无知地随波逐流，而应该要好好地思考如何去发展我们的未来。这些根本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最后一部分的命题，是谈到更重要的文化。“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每一个名字都有很不同的发展。人类学者把握了4 500多种人类文化的资料。所谓human relation area files，我们在这些不同的资料里，找出了各种不同文化的歧异，并欣赏它的Variety。有Variety 才有能延续文化发展的基因。在文化的发展里，必须要有这些不同、这些歧异，我们才能保证不会走入特化。但人类各文化间，常因为各种奇奇怪怪的不同风俗而彼此歧视、讥笑或压迫，导致不同民族，甚至同一民族不同省份的人彼此嘲弄、攻击或产生偏见，殊为可叹。

文化之间差别经常很大，但经过理解之后，却往往很有意思。举例说明，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印第安人，有一种习俗叫做“产翁”，当太太生完小孩——尤其是第一胎之后，太太就出门去上工了，反而是先生留在家里坐月子，1 个月不能出门，别人也不能来看他。所以我们叫他“产翁”。这种风俗对华人来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应该是太太在家调养，吃麻油鸡才对。太太生产，先生有坐月子的必要吗？当然没有必要嘛！人类学家最喜欢这种奇风异俗，并不是喜欢他的特别，而是希望在他的特别之下，能够理出一些头绪，阐明他真正的意义。这种“产翁”的习俗对人类学家来说，不但不奇怪，而且很合理。妇女生完小孩虽然会虚弱一些，却也不一定是那样虚弱，很多民族的妇女生完小孩就去工作了，她们也一样很健康。中华民族特别重视妇女产后虚弱的问题。其实坐月子不仅是关心产妇生产后的健康问题。在研究中发现，坐月子，也是妇女借以获得家庭中尊重与奉养的时机，具有其社会上的意义。

印第安人的部落里不认为妇女的生理问题如此重要，他们比较重视的是社会意义。一个男人在家庭里开始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在这个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由一个没有什么责任的人过渡到必须肩负家庭责任的人，心理上的调试殊为不易。“产翁”坐月子的设计，即在于利用这一个月作为缓冲，以便于男人调试心理，成为对家庭、社会具有责任感的“成人”。在1 个月之后，再用盛大的仪式将男人的新身份——父亲——昭告全村。在阶段的转换上，仪式是很有用的办法，比如说很多种族中都有的“成人礼”多半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透过文化的内在意义来了解所谓奇风异俗，经常会有恍然大悟之慨。

我们中国文化，也常会使用这种“失控转换”的方式，来分隔前后两个阶段。这是人类文化中很特别的一种办法。因为时空实际上是连结在一起的，人类却用“象征”将它划分开来。一二十年前，我曾带学生到埔里进行一次大型的调查，那次的调查是关于一个祭典。闽南语叫“作醮”。作醮有很多种周期，最长的是60 年一个周期，也有30 年、5 年、3 年一个周期的，甚至也有不定期举办的。当村落里发生灾害，诸如火灾、瘟疫、或是重大的事故时，就举行作醮。因为他们想摆脱以往不好的阶段，进入一个好的、繁荣的阶段，所以，要在宗教上举行一个作醮的仪式，利用这个仪式，将新的阶段和旧的阶段切开来。让后一个阶段有新的发展。这种文化的设计，在每一个民族中经常出现。用以转换时空，使新阶段到来。在新阶段和旧阶段之间一定要有一个分界的阶段，他们就规定，在仪式的前三天，绝不能杀生。全埔里的人大家都斋戒茹素。这三天就用“干净”、“空白”的办法，来分隔新旧的阶段。在那三天内，市场里看不到鸡、鸭、鱼等荤食的踪影，以期顺利地完成仪式。但是在这期间内却产生了不幸的事情，传说——我们没有去看，也不必去看，但这传说却一直存在——有一个外省人——请注意，他一定是一个外省人——以杀猪为业。他不参加拜拜，所以他照常杀猪，照样吃猪肉。不论传言是真是假，它已经传开了。第三天就传出那个外省人的手指已被砍断的消息。虽然真假难辨，但站在人类学家的立场，却很容易理解。传说与族群的差异，就在此出现。如果大家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去了解，“不杀生”只是一个“象征”，与印第安人“产翁”一样，都是一个分隔时空的仪式，一个让旧阶段过渡到新阶段的手段，一种象征手法，就不会有这样的谣言，也不会产生族群的冲突和误解。如果一般人能够像人类学家一样心平气和地去看待这些所谓的“奇风异俗”，也就不致视其为迷信，反而能加以欣赏。若大家都能互相欣赏，偏见和误解就不存在。

人类学家不但认为全世界的民族没有智愚之差，也认为全世界的民族各有其文化特色。保存这些文化特色，是人类必然的责任，以避免走入特化的死胡同。要避免人类族群之间产生误解，就应当使他们了解这些人类学的观念。对于全世界人类的理解与关怀，正是一个21 世纪知识分子，必然要通过的一个关口。

文章来源：凤凰文化

整编：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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